(2)制造业是通过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中枢环节，因而也是新的产业、行业和部门得以衍生、扩张的温床。
水上和航空旅客运输、住宿餐饮的供给不足，直接原因是出境游大于入境游，但也说明国内优质的旅游地不够，旅客运输服务和旅游设施质量难以满足需求。优化生产格局，首先要在认识上分清什么是结构优化，不能简单地认为服务业比重高了，结构就优化了。
这主要是城市化的结果，城镇居民消费占比提高与城镇人口增加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是0.9483。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总供给=总需求，国内供给=国内需求，进口=出口。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的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们所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经济发展越来越主要依靠消费带动，其实是政府消费扩大的贡献率更大，居民消费扩大的贡献率较少（见图5）。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用于政府消费的占98.8%，用于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均为0，用于出口的占0.2%，可以定义为政府消费型行业。这样，会损害长期增长的潜力。降低整体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为我国的发展构建起可持续的确定性，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及以后的重要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是非常正确的，但不全面。在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中，应规定：凡是没有进行公共风险评估的决策方案，不得发文出台。我们的法宝是：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超越过去构建起来的经验确定性和理论确定性，用公共风险意识不断地去构建新的确定性。减少生病比病后治疗更重要。
实体空间应与虚拟空间相结合，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公共风险思维有机融合起来，运用于公共风险管理全过程，提高公共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已经到了半山腰，越是往上走，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我国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从现在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它对全球发展的负面影响变得日益严重。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目前我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已经开始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但还没有做到对所有的决策进行公共风险评估，应当尽快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对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
传统的确定性在消失，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以降低发展的总成本。今年的疫情冲击前所未有，我国对冲这种公共风险取得巨大成效，靠的就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了不确定性模式，解构确定性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构建的速度，全球秩序与发展的动荡会不断摇晃我国这艘巨轮，甚至会引发大的颠簸。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去构建。
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导致全球治理与发展的混乱、衰退。面对感染风险，必须保持距离和环境消毒，诸如此类都是成本。
公共风险转化为公共成本或者说宏观成本，成为发展可持续的最大约束。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可以对冲公共风险，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降低宏观成本。
战略过时带来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是源头的风险，这些公共风险往往转化为最大的发展成本。降低发展的成本，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 从整体来观察，国家发展的成本取决于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不是一个外在独立的东西，而是应内嵌于国家战略、规划和制度之中。在当前来说，防风险预案比应急预案更重要。适时调整国家战略、完善规划、创新制度，是公共风险管理的根本和基础，也是降低发展成本的关键所在。企业面对风险，必须提减值准备。
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风险带来的是成本、损害和损失，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风险管理也就是国家发展的成本管理。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
一般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已然的、确定性的，解决了已然的问题，不等于可以防范风险。新冠疫情突袭，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之所以出乎意料，根源在于理论上没有一个基于公共风险的分析框架，使我们看不到风险，也就谈不上建立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这与减少疾病是一个道理。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明晰风险责任。所以，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把风险思维、预防理念作为战略规划制定、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维和理念，渗透到战略、规划和制度当中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对战略的实施、规划的实行和体制的运行实时监测，防范风险溢出增大发展成本。
发展目标的最大约束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的最小化，是发展成本的最小化，也就是发展目标的最大化。公共风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内生的。
过去的成就、经验、理论都只是一种历史的确定性，难以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深化改革不应仅仅以已然的问题为导向，而应更强调以未然的风险为导向。
所以，防范公共风险，首先要预防决策风险，避免决策中的风险盲区。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就是防范战略风险的一个战略举措。
防范风险，是要预防问题的产生。只有打破条条框框，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二是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风险进行沙盘推演，形成具体的防风险预案。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以确定性世界观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已难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
三是防风险要更重视制度性安排和长效机制。厘清这两个层次的风险，是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前提条件。
公共风险越大，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平常说的制度成本，其实质就是制度缺陷引发公共风险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
防范风险的目标是避免危机，不是处置危机，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抬头看未来，都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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